第七十九章 中原与草原

    老年方逸看几人义愤填膺的模样，微微摇了摇头。

    目光深邃地望向窗外，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你们所言非虚，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表面看到的更为复杂。”

    随后缓缓道，“崖山之战，不仅是南宋的终结，更是华夏文明的一次重大挫折。

    那场战役中，无数文人墨客、工匠商贾，乃至普通百姓，选择了与国同殇。

    他们的牺牲，不仅仅是生命的消逝，更是文化、智慧与精神的断代。”

    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而明朝的覆灭，更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激烈碰撞的缩影。

    满清入关，带来政权更迭。

    剃发易服，看似是简单的服饰变革，实则是对汉人身份认同的强烈冲击。

    许多汉人为了坚守自己的文化信仰，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抵抗。”

    这些都是中华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细节，是那些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过往。

    然而，它们并非仇恨的种子，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正常的变迁与演进。

    说到这里，不禁又要回到之前的问题——何为“中国”？

    在当今时代，我们对于“中国”这个词的理解，已经简化为一个国家的名字，指代着一片具体的土地。

    然而，在古代，“中国”的含义远非如此简单。

    它指的是“天下的中央”，即全世界的文明中心。

    这是一个文明意义上的概念，代表着人类所应追求的方向。

    在那个时代，达到了文明最高水准的地方，就被誉为“中国”。

    “中国”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西周刚成立，迁都洛邑之时。

    当时的人们都认为那里就是“中国”，是周天子应该居住的地方。

    称之为“宅兹中国”，意味着那里是文明的发源地，是世界的中心。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国”这个地理范围逐渐扩大。

    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华夏文明如同璀璨的星光，辐射到了整个亚洲地区。

    那时候的人们普遍认为，文明应该是所有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并不专属于中原地区。

    有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甲午海战之后，清朝与小日子签署马关条约时，双方在条约中对自己的称呼产生了分歧。

    清朝自称“中国”，而小日子却坚决不同意，他们嚣张地宣称：

    “你现在如此落后，哪里还是什么中国？我们大日子帝国才是真正的中国。”

    即使在那个已经步入19世纪末，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代，东亚世界的人们仍然从文明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中国”。

    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是特定于某一群人的，而是认为文明是属于所有人的。

    只是恰好中原地区的文明水准最高，所以人们应该以它为榜样。

    既然文明水准才是定义“中国”的标准，那么“中国”就并不必然是指我们现在脚下所说的这片土地。

    它是一个流动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问询室内一众人听得面面相觑，虽然感到颇为惊奇，但却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

    老年方逸顿了顿，继续道:

    而草原游牧民族与华夏文明的渊源，两者本就是共生共荣、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宛如血脉相连的两兄弟。

    这段历史，可以追溯至大禹建立夏朝的初期。

    那时，江河在广袤的平地上肆意流淌，湿地沼泽遍布，这样的环境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稻田的耕作需要精细的灌溉与排水系统，以及适宜的水滨田块。

    于是，大禹及其族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征程。

    在那个时代，社会人口相对稀少，自然资源丰富。

    人们只需简短的劳作，便能收获足够维持生计的草籽。

    三口之家，仅凭短短两个月的辛勤，便能储备下全年所需的粮食。

    这份丰饶与安逸，让当时的人们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然而，命运所有的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价格。

    既然不用太多工作，就可以有吃不完的粮食，那就天天在家研究怎么生猴子吧……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口迅速增长，原有的粮食储备逐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开垦更多的荒地，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

    这条道路虽然艰辛，却也是当时唯一的出路。

    夏朝人，从此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汗水与泥土中辛勤劳作。

    从渭河、汾河几条很有限的河谷地区走出来，渐渐地向华北平原，向长江流域一点点地扩散。

    然而，即便如此，人口的增长势头依然不减。

    耕种的面积不断扩大，人们的辛劳也日益加重。

    这时，一群探索者发现了在北方广袤无垠的草原，那里水草丰美，是放牧的理想之地。

    他们召集了那些对农耕生活感到厌倦的人们，共同商议着前往草原发展的新计划。

    这个决定并非易事，意味着要踏上未知的旅程。

    经过与各族长老的深入沟通，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

    他们并不需要农耕所需的种子，只请求带走一部分牲口，尤其是马匹。

    马这个物种，如果不考虑战争，对农耕生活用处不大。

    论力气，不如牛，搞运输，不如驴。

    而且马和驴的对比来说，驴的优点就是更好养、不挑食、不容易生病、耐力强、能走地形复杂的路、性格相对温顺。

    马匹在农耕社会不重要，但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却是驰骋草原、追逐自由的灵魂伴侣。

    当时夏朝并无大规模的战争，而这一群人走了，农耕地区的人口也得以释放，双方一拍即合。

    起初，北方的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方式如同交织的画卷，紧密相连，互为依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界的法则悄然划分了界限——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分水岭，

    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域，逐渐成为了游牧民族的驰骋之地。

    而长城以南，则被农耕民族稳稳占据，耕耘出一片片肥沃的田园。

    于是，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草原，这两条历史的长河，在地理与气候的引领下，缓缓流向了各自不同的方向。

    它们虽在生活方式上渐行渐远，但内心深处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对文明的传承，却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紧紧相连。

    双方并未因地域的分割而断绝往来，反而时常交流贸易。

    游牧民族带着丰富的乳制品、皮草等特产，与农耕文明交换着青铜打造的马具、锋利的匕首、绚丽的丝绸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

    这些物品的流通，不仅满足了双方的生活需求，更在无形中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农耕的细腻与游牧的粗犷，中原的温婉与草原的豪迈，共同构成了最初华夏文明丰富多彩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