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 儒家与皇权

    问询室内，一众人尽皆面露沉思。

    老年方逸视线缓缓掠过众人继续道:

    “从现在的眼光看，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早有预兆。

    但在当时，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如此凑巧，像是书中写好的情节。

    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后来都成了故事里不可或缺的部分，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与奇妙。”

    李明迫不及待的打断道:“哎呀，你就别铺垫了，赶紧说说看。”

    老年方逸无奈摇头，继续道:

    “你还真是没耐心……”

    “这首先得解释一下中原之地的政治结构，以及每朝每代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一，官僚体系与皇权之间的微妙平衡与激烈博弈。

    从最初的贵族与皇权共治天下，到世家大族逐渐崛起，与皇权形成制衡之势，权力的游戏愈发复杂多变。

    皇帝作为权力的巅峰，自然不愿受制于人。

    然而，除却开国之初的几位雄才大略之主，后世的皇帝多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

    所学皆限于书卷，缺乏实战经验，往往难以驾驭群臣，反被官僚与氏族所架空。

    但古代皇权至上，历代帝王又岂能甘心成为傀儡？

    于是，一场场权力与智慧的较量悄然上演，其过程惊心动魄。”

    “其二，谈及中原帝国的根本，首要便是皇帝统治的合法性。

    父终子及，这本是农耕民族的必然。

    但世事无常，总会出现各种意外。

    比如皇帝嫡长子早夭，便只能次子或旁系之子接掌大统，难免引发非议。

    更有甚者，无子嗣可继，只能从宗室中过继孩童，以承大统。

    此举更添变数，皇权的正统稳固性就会蒙上一层阴影。”

    “最后，就是变幻莫测的气候，如同一位无形的推手，左右着中原王朝的兴衰更迭。

    农耕民族，命脉系于土地，而土地之丰饶，又全赖风调雨顺。

    一旦气候转冷，庄稼歉收，就民不聊生。

    加之草原部族也会受到气候影响，以至于资源匮乏而南侵。

    中原王朝便不得不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

    战事频仍，国库空虚，唯有加重赋税以资军需，

    而此举无异于雪上加霜，将百姓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于是，逃难者四起，帝国根基动摇。”

    大汉也难逃这样的命运，几乎是三点都全部占满了……

    问询室内所有人都静静听着，无人言语。

    “刘邦初建的汉朝，将郡县制与分封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既新颖又充满挑战的政治格局。

    这一时期，国家犹如置身于一场未完的棋局之中。

    刘邦死后，吕氏上位。

    再到后续七国之乱的爆发，更是如狂风骤雨般冲击着初生的帝国。

    经过一番厮杀后，刘家才坐稳江山。

    刘邦的第四子刘恒继承皇帝，称汉文帝。

    他选择了黄老之术作为国家的治理哲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两次大幅度削减田租税，甚至一度全免。

    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让社会经济在废墟中重获生机。

    继而，汉景帝，秉承了父亲的遗志，将这一政策推向了新的高度。

    进一步强化了重农抑商的策略，继续减轻百姓负担，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安定与富庶。

    在汉文帝与汉景帝两代的共同努力下，大汉王朝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文景之治”。

    百姓的生活是日渐富足了，然而，黄老之学却难以全面解答汉朝的统治合法性。

    于是，引入了儒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天命观”为汉朝皇帝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解释。

    后续的儒家学者，董仲舒更是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按照儒家的观念，一朝一姓的天下并非永恒不变，唯有德行兼备者，方能得天命所归，坐拥九五之尊。

    这套理论，最初源自周朝人对“天命”的深刻理解，而在汉朝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发扬。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内在逻辑矛盾。

    若刘家取天下是合理的，那么一旦刘家治理不善，是否就意味着天命应该转移，换人来做皇帝。

    汉景帝时期，就发生了一场争论，“辕黄之辩”。

    儒家学者辕固生与道家学者黄生，就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的正当性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黄生认为，商汤与武王作为臣子，犯上作乱，其行为并无正当性可言。

    而辕固生则坚持认为，当君王的统治违背天道时，其统治合法性便自然丧失，因此商汤与武王的行为是正义的。

    这让当时的汉景帝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若赞同其观点，无疑为未来的乱臣贼子提供了推翻刘家统治的理论依据；

    若反对，则又难以解释当年刘邦造反的合理性。

    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汉景帝不得不采取和稀泥的态度说：

    “吃马肉不必非吃有毒的马肝，做学问也不必纠缠于汤武造反的事。

    以后这个问题，谁都不许再提。”

    然而，尽管嘴上是没人说了。

    但儒家“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的观念却如同种子般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

    随着儒家势力的日益壮大，这套观念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在民间与朝堂之上悄然流传。

    再加上董仲舒引入了灾异说，将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

    认为如果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

    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更是让所有人笃信不疑，甚至皇帝本人都不例外……”

    李子星眼神中闪烁着对历史智慧的敬畏，缓缓道：

    “古人的天命观，确实阐述得条理分明，令人叹为观止。

    那一套套理论，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其深邃所吸引。”

    这时，一旁静默许久的清风小道士也接话：

    “道家所追求的，乃是道法自然，顺应天地万物之本性。

    对于百姓而言，无为而治，不言之教，方为上策。

    让一切按照自然的规律去发展，不加过多的人为干预，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之道。”

    李子星眼中闪过一丝灵光，笑着接话道：

    “言之有理，这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的市场经济理论不谋而合。

    那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市场的供需，引导着资源的配置。

    何尝不是一种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体现呢？

    说不定，亚当斯密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道家老子思想的影响，”

    清风小道士微微点头，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