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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五章 圣人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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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帝则是一方面迫于傅太后的压力,

    但更主要还是出于消除专权、防止大臣长期执掌大权。

    在京兆尹朱博的配合下,开始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

    首先罢免了大司空师丹,褫夺其高乐侯之爵位,改为关内侯。

    而朱博则顺势顶替其位,成为新任大司空。

    紧接着,朱博又向傅喜和孔光发难。

    傅喜被免去大司马之职,“遣就国”,黯然离开了长安。

    而孔光则更为凄惨,不仅被罢免了丞相之位,就连博山侯之印绶也被收回,贬为庶人。

    至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在朱博的提议下,哀帝正式尊傅太后为“帝太太后”。

    几年后又更名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与王政君并列为至尊。

    丁太后则为“帝太后”,称中安宫。

    傅、丁两家终于得偿所愿,权势达到了顶峰。

    而朱博,这位多年前曾接受王莽送女人的将军,如今却死心塌地与傅太后结党。

    趁机上位为丞相,开始大力打击儒臣。

    不久,他便受到傅太后指使,和御史大夫赵玄,共同上奏弹劾已不担任官职的师丹和王莽。

    以当年师丹、王莽拒绝董宏尊傅太后的行为为由,要求将两人都免为庶人。

    朱博出身“武吏”,当过亭长,从基层一级级干上来,风格近于酷吏,特别讨厌儒生。

    他在地方上当刺史、太守期间,到哪儿都不任用儒生。

    坚信承载汉道的是“三尺律令”,而儒生的圣人之道毫无意义。

    因此,当儒风盛行时,他却坚定捍卫汉帝国传统,与儒生们格格不入。

    朱博的风格与哀帝效仿武帝、宣帝的执政精神高度一致,因此才得到重用。

    一旦得势,他便对师丹、王莽等儒臣展开了无情的打击。

    在他的上奏下,师丹彻底失势,被免为庶人。

    王莽虽然因为王政君的面子没有被夺爵,但是取消了一切待遇,“遣就国”。

    而两年前被王莽弹劾,被剥夺高昌侯爵位的董宏,则恢复了旧爵,更上一层楼。

    这一场权力斗争,最终以傅、丁两家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哀帝却并不在乎这些。

    在外界眼中,傅太后的强势似乎又在重蹈外戚干政的覆辙。

    然而,哀帝心中却如明镜一般:在大汉,除了吕后那般的特例,女性外戚无论地位多么尊崇,都始终无法合法地处理日常政事。

    她们总需依赖家族中的男性成员来担任要职,从而间接的掌握权力。

    傅太后虽然气势如虹,但她的干预大多仅限于个别人事安排,并未展现出处理朝政大事的强烈愿望。

    更多时候,哀帝是将她当“枪”使,用来对付王氏家族以及外朝中那些不顺从的大臣。

    尽管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以及丁氏家族的丁明都曾担任过大司马之职,但哀帝未给予他们真正的实权。

    特别是最不顺从的傅喜,更是被哀帝撵出了长安,其权力远不及成帝时的王氏家族。

    而且,哀帝对于前朝勋旧、帝师、三公等潜在的“权臣”也是毫不留情。

    如果这些大臣在某件事上不顺从他的意愿,他总会找各种理由将其斥退,甚至处死。

    就连把王莽逼走的朱博,也因为与傅晏结党,更听从傅太后的话。

    最终在王莽“遣就国”后不久就被哀帝逼迫自杀。

    此外,哀帝还逼死了自己的族叔东平王刘云。

    总而言之,在哀帝统治下,无论是外戚、大臣还是诸侯王,都休想成为权臣。

    他用自己的行动昭告天下:在这个帝国里,真正的权力只掌握在他一人手中……

    马车沉重地载着王莽及其妻儿老小,缓缓驶离了这座曾给予他荣耀与梦想的长安城。

    王莽轻抚着手中那枚新都侯的印绶,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

    随着马车的辚辚声,长安的繁华与喧嚣逐渐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中。

    王莽凝望着远方,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沉思,“这一世,真的就这样了吗?”

    这一刻,他已然步入了仕途生涯中最黯淡无光的一段旅程。

    以至于只得带着家人,远离政治中心,前往南阳新野县新都乡,赋闲养老……

    王莽的就国之路,漫长而寂寥。

    车马辗转间,历经诸多郡县,常有当地名流官员欲一睹其风采,而王莽却一概拒之门外,不予相见。

    此时,他心中斗志又重新复燃,口中吟诵着圣人孔子之时运不济。

    仿佛自己亦在周游列国,空怀圣人之德、贤人之能,却无施展抱负之地,欲为天下开太平而不可得。

    思及此,他不禁感慨,“自己与孔子之命运何其相似!

    古往今来,能万众高呼、被推为教主者,必先自诩为圣人。

    若自己心中无信,何以言行感召世人?”

    王莽深知此理,故此时虽身处逆境,亦不失其志……

    南阳太守对王莽归国之事不敢有丝毫怠慢,精心挑选了心腹属吏孔休,前往新都国担任国相。

    此中考虑颇为复杂,侯国之国相,实则县令,掌实权。

    而列侯虽名为封君,实则仅有食邑之利,无治国之权。

    一旦列侯被“遣就国”,国相便负有监视、限制之责。

    南阳太守既要遵从帝意,将王莽“看管”好。

    又要顾及王莽之名誉、身份,不与之为敌,尽可能尊重之。

    故而,选孔休为最佳人选。

    南阳之地,人杰地灵,孔休便是南阳本地人。

    圣人后裔,儒学中人,仰慕王莽多年。

    只可惜,仕途之路于他而言,却并非坦途。

    昔日,他不过在南阳太守衙门中默默耕耘。

    如今得此机会前往新都国担任国相,他既惊且喜。

    上任之初,便主动拜见王莽,行臣僚之礼。

    王莽亦以礼相待,两人一见如故,言谈甚欢。

    这份情谊,让王莽感动不已,心中的郁闷也渐渐散去。

    在与孔休的交往中,他们谈诗说文、论学讲道,彼此间的了解日益加深。

    孔休的胸襟与才学,让王莽赞叹不已。

    而王莽的抱负与气度,也让孔休愈加佩服。

    尤其是他们对儒学的厚爱与一致见解,更是成为了他们友情的纽带。

    国相虽名为王侯之臣僚,实则为汉官,不必真以王侯为主公。

    王侯与国相之间,时有交恶、陷害之事发生。

    王侯谋反,先杀国相。

    国相不满,则诬陷侯王。

    此等事屡见不鲜。

    而王莽能遇孔休这等知礼谨慎之君子,两人能叙君臣之情,实属难得。

    另一方面,王莽深知自己处境微妙,故在新都国闭门不出,以避舆论之扰。

    而孔休则尽心竭力治理境内事务,为王莽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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