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章 天子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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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摄”一词,不仅巧妙地绕过了“诸侯王”的敏感称谓,更参照周公“假王”之名,新创了“假皇帝”的称谓……
在“家天下”的时代里,皇权如同血脉一般,世代相传,几乎不可能由外人来染指。
更遑论代理皇帝这样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想当年,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对于那胆敢擅自行动的皇太子,都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
然而,世事无常,长安的群臣们,竟公然拥护起了一位异姓的外戚来代理皇帝,这其中的深意,着实令人玩味。
天下的权势已经悄然转移,人们心中的天平,也倾斜向了另一边。
汉室的辉煌,似乎已成过往云烟,天命将尽,新的时代正在悄然酝酿。
在这个儒教盛行的时代,周公的形象是何等的崇高与伟大。
人们信仰儒教,赞美周公,而王莽,正是被赋予了“周公”光环之人。
于是,巧妙模仿周公的王莽,一步步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拥戴。
在他引领下,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一个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未来。
更欣然接受了王莽的代理,仿佛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长安城周围的人们,或许早忘了,
王莽作为皇室外戚,原本就是以罢黜外戚专权而被重用的。
如今却独揽大权,高高在上,这无异于自扇耳光。
另外,他一再强调效法周礼,却忽略了周礼中最重视的正统根本......
回首往昔,五年前汉哀帝在位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时的汉朝,虽然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但终究还是有着一丝的生机与活力。
可如今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境,让人难以置信。
不知不觉间,汉朝竟然已经名存实亡了。
但汉朝人心中,并没有感到亡国的苦痛或悲慨。
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应许未来的安汉公。
他们相信,在王莽的带领下,汉朝将会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春天……
居摄元年春(公元6年2月)
摄政假皇帝王莽,以天子之姿,依次在南郊虔诚地祭祀天帝,祈求上苍的庇佑。
后在东郊庄重地迎春,宣告着新一年的开始。
又在明堂之上,举行了大射礼,彰显着王朝的威仪与盛况。
在完成这些祭祀之后,王莽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柱下五史”。
效仿先秦时期君主的御史,侍奉在一旁,忠实地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
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向世人宣告,他的言行举止,都将被历史所铭记,他的权力与地位,将不容置疑。
时光荏苒,又过了三个月,刘婴,年幼的刘婴,被正式立为皇太子。
这个身份极其微妙,意味着他虽然被选定为继嗣,却并未登基,
仍然只是平帝刘衎名义上的皇太子。
而此时的刘衎已然故去,王莽虽然以“假皇帝”和“摄皇帝”的身份执掌朝政,但真正的“皇帝”之位,却仍然悬空未决。
天下竟然没有皇帝?
这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
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乃是古训。
然而,在当时,这一奇异的现象却并未引起朝野的震动。
这背后其实隐藏着汉朝皇位继承的复杂与微妙。
汉朝的皇帝即位之时,不仅要祭天,以昭告上天自己的合法地位。
还要告庙祭祖,以彰显自己对先祖的尊敬与传承。
当年昌邑王被霍光所废,其中一个重要缘由便是他尚未祭拜高皇帝庙,因此被舆论认为尚未获得合法的皇帝身份。
而如今的刘婴,既未祭天,也未祭祖,只是被选为继嗣时在宗庙中占卜过吉凶而已。
王莽,作为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自然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去祭祀刘姓的宗庙。
然而,他敢于在南郊祭天,就彰显摄政的真义所在。
通过“祭祀天帝”,从上天那里获得了天子的受命,成为实质上的“真天子”。
但此时统治天下土地与兆民的仍然是刘氏皇族。
换言之,“天子”与“皇帝”这两个身份,在当时并不能完全等同。
受天命而做天子,祭祖庙而为皇帝,这是汉朝皇位继承的规矩。
一代代刘氏皇族通过祭祀高皇帝庙来获得统治权,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帝。
刘婴虽然只是皇太子,但将来是要继承大统、登基为帝的。
因此,王莽只能是摄政,是“摄皇帝”,无法逾越这一界限,去篡夺那本该属于刘氏皇族的皇位。
(天子和皇帝,这两个身份在后人的眼中往往是不加以区分的。
因为在绝大多数时候,它们确实只是同一人的两个不同称谓而已。
然而,在西汉这个早期的帝制皇朝中,天子和皇帝的身份却并不能完全等同。
它们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与界限。)
而王莽的摄政之路,正是在这种差异与界限中,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与空间。
并且在当时,玉玺也是有区别象征的。
皇帝有三玺:
皇帝行玺,是任命诸侯王与官员的信物。
皇帝之玺,则为诸侯王赐书所用。
皇帝信玺,则是调发郡国军队的关键。
而天子,同样拥有三玺,也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使命
天子行玺,代表赐予外国君主官爵的荣耀。
天子之玺,则为祭祀天地时的神圣之物。
天子信玺,则是调动附属国军队的令牌。
正如《孝经纬》所言:
“接上称天子者,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
“天子”,是源自周朝的旧称,承载着神权的意味。
它源自天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而“皇帝”,则是秦之后崭露头角的称号,它代表着治权,如同商周时期的王,其根源在于祖先的传承。
在经学的世界里,“天子”是今文经学赋予的一个“爵位”。
而“皇帝”则是世俗的称谓,两者并行不悖,却又各有千秋。
王莽作为摄政者,在祭祀等面对“天”的活动中,自称为“假皇帝”。
以此向天强调自己的“代理”身份,谦逊而谨慎。
而在处理政务、面对臣民时,则称自己为“摄皇帝”,因为治民是皇帝的职权所在,以此强调自己的“摄政”之义。
换言之,“假”所代理的是地位,而“摄”所取的只是职权。
两者不仅有着明确的区分,但在某种程度上,“假皇帝”的身份甚至要高于“摄皇帝”。
这正是王莽的精明之处:
天下虽无皇帝,但有“真天子”担任未来的皇帝的摄政。
因此天下并非群龙无首……
在“家天下”的时代里,皇权如同血脉一般,世代相传,几乎不可能由外人来染指。
更遑论代理皇帝这样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想当年,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对于那胆敢擅自行动的皇太子,都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
然而,世事无常,长安的群臣们,竟公然拥护起了一位异姓的外戚来代理皇帝,这其中的深意,着实令人玩味。
天下的权势已经悄然转移,人们心中的天平,也倾斜向了另一边。
汉室的辉煌,似乎已成过往云烟,天命将尽,新的时代正在悄然酝酿。
在这个儒教盛行的时代,周公的形象是何等的崇高与伟大。
人们信仰儒教,赞美周公,而王莽,正是被赋予了“周公”光环之人。
于是,巧妙模仿周公的王莽,一步步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拥戴。
在他引领下,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一个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未来。
更欣然接受了王莽的代理,仿佛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长安城周围的人们,或许早忘了,
王莽作为皇室外戚,原本就是以罢黜外戚专权而被重用的。
如今却独揽大权,高高在上,这无异于自扇耳光。
另外,他一再强调效法周礼,却忽略了周礼中最重视的正统根本......
回首往昔,五年前汉哀帝在位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时的汉朝,虽然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但终究还是有着一丝的生机与活力。
可如今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境,让人难以置信。
不知不觉间,汉朝竟然已经名存实亡了。
但汉朝人心中,并没有感到亡国的苦痛或悲慨。
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应许未来的安汉公。
他们相信,在王莽的带领下,汉朝将会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春天……
居摄元年春(公元6年2月)
摄政假皇帝王莽,以天子之姿,依次在南郊虔诚地祭祀天帝,祈求上苍的庇佑。
后在东郊庄重地迎春,宣告着新一年的开始。
又在明堂之上,举行了大射礼,彰显着王朝的威仪与盛况。
在完成这些祭祀之后,王莽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柱下五史”。
效仿先秦时期君主的御史,侍奉在一旁,忠实地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
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向世人宣告,他的言行举止,都将被历史所铭记,他的权力与地位,将不容置疑。
时光荏苒,又过了三个月,刘婴,年幼的刘婴,被正式立为皇太子。
这个身份极其微妙,意味着他虽然被选定为继嗣,却并未登基,
仍然只是平帝刘衎名义上的皇太子。
而此时的刘衎已然故去,王莽虽然以“假皇帝”和“摄皇帝”的身份执掌朝政,但真正的“皇帝”之位,却仍然悬空未决。
天下竟然没有皇帝?
这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
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乃是古训。
然而,在当时,这一奇异的现象却并未引起朝野的震动。
这背后其实隐藏着汉朝皇位继承的复杂与微妙。
汉朝的皇帝即位之时,不仅要祭天,以昭告上天自己的合法地位。
还要告庙祭祖,以彰显自己对先祖的尊敬与传承。
当年昌邑王被霍光所废,其中一个重要缘由便是他尚未祭拜高皇帝庙,因此被舆论认为尚未获得合法的皇帝身份。
而如今的刘婴,既未祭天,也未祭祖,只是被选为继嗣时在宗庙中占卜过吉凶而已。
王莽,作为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自然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去祭祀刘姓的宗庙。
然而,他敢于在南郊祭天,就彰显摄政的真义所在。
通过“祭祀天帝”,从上天那里获得了天子的受命,成为实质上的“真天子”。
但此时统治天下土地与兆民的仍然是刘氏皇族。
换言之,“天子”与“皇帝”这两个身份,在当时并不能完全等同。
受天命而做天子,祭祖庙而为皇帝,这是汉朝皇位继承的规矩。
一代代刘氏皇族通过祭祀高皇帝庙来获得统治权,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帝。
刘婴虽然只是皇太子,但将来是要继承大统、登基为帝的。
因此,王莽只能是摄政,是“摄皇帝”,无法逾越这一界限,去篡夺那本该属于刘氏皇族的皇位。
(天子和皇帝,这两个身份在后人的眼中往往是不加以区分的。
因为在绝大多数时候,它们确实只是同一人的两个不同称谓而已。
然而,在西汉这个早期的帝制皇朝中,天子和皇帝的身份却并不能完全等同。
它们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与界限。)
而王莽的摄政之路,正是在这种差异与界限中,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与空间。
并且在当时,玉玺也是有区别象征的。
皇帝有三玺:
皇帝行玺,是任命诸侯王与官员的信物。
皇帝之玺,则为诸侯王赐书所用。
皇帝信玺,则是调发郡国军队的关键。
而天子,同样拥有三玺,也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使命
天子行玺,代表赐予外国君主官爵的荣耀。
天子之玺,则为祭祀天地时的神圣之物。
天子信玺,则是调动附属国军队的令牌。
正如《孝经纬》所言:
“接上称天子者,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
“天子”,是源自周朝的旧称,承载着神权的意味。
它源自天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而“皇帝”,则是秦之后崭露头角的称号,它代表着治权,如同商周时期的王,其根源在于祖先的传承。
在经学的世界里,“天子”是今文经学赋予的一个“爵位”。
而“皇帝”则是世俗的称谓,两者并行不悖,却又各有千秋。
王莽作为摄政者,在祭祀等面对“天”的活动中,自称为“假皇帝”。
以此向天强调自己的“代理”身份,谦逊而谨慎。
而在处理政务、面对臣民时,则称自己为“摄皇帝”,因为治民是皇帝的职权所在,以此强调自己的“摄政”之义。
换言之,“假”所代理的是地位,而“摄”所取的只是职权。
两者不仅有着明确的区分,但在某种程度上,“假皇帝”的身份甚至要高于“摄皇帝”。
这正是王莽的精明之处:
天下虽无皇帝,但有“真天子”担任未来的皇帝的摄政。
因此天下并非群龙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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