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章 认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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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并未在意甄丰的不满,而是继续大展拳脚。
为地方州牧郡守晋爵的同时,特别针对刘氏宗亲颁布了一道诏令。
命令所有担任郡守实职的刘姓宗亲,必须全部转任为谏大夫。
这一举措意在彻底消除刘氏宗亲可能构成的实质性威胁。
郡守作为二千石的高官,一直以来都掌握着地方上的大权。
过去,东郡太守翟义仅凭一郡之力就能起兵反叛,掀起不小的波澜。
而如今,王莽将刘姓郡守降职为六百石的谏大夫,不仅削弱了他们的权力,还剥夺了他们的治权。
这样一来,便成功地将刘氏宗亲从地方权力的核心中剔除,从而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
那只是地方权利,没触及到朝堂之上这些个刘氏公卿的根本利益,一个个也只是眼观鼻,鼻观心。
王莽则是继续郑重下诏,表示自己是在高帝庙中、高皇帝的灵位前接受禅让的,这份深厚的恩情他永生难忘。
因此,尽管汉室宗庙的祭祀活动已经降格至定安公国进行,
但考虑到汉帝陵寝均位于京师附近,王莽特别决定,长安城内现有的陵园、庙寝等场所将继续得到妥善保护。
并且相关的祭祀仪式也会如期举行。
除此之外,王莽还进一步承诺,每年九月,他将亲自前往高祖、元帝、成帝以及平帝的庙宇进行虔诚的祭祀活动。
这一举动无疑向天下昭示了他对汉室列祖列宗的崇敬之情,同时也为稳定新朝政权、安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人事安排上,王莽也做出了周到的考虑。
以往由汉宗正负责管理的宗室人员,现在改由京兆大尹接管,并且他们的待遇将得到切实保障,不会因政权更迭而受到影响。
同时,王莽还要求各地的州牧主官对这些宗室人员多加关怀与慰问,以确保他们在禅代之际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欺压与侵犯……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处理庞大的前朝宗亲群体并无先例可循。
秦朝未曾实行分封制,因此地方上并无宗亲势力。
而周朝的衰落过程较为缓慢,也未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王莽无疑又开创了一个先例,但又展现出了他对刘氏宗亲复杂而含混的态度
是既心存不安,着意打压,又故作宽容之态。
随后王莽出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考虑。
对于那些停留在旧时代的名词,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因此,王莽下令,将一系列官职名称进行更改,以符合新朝的气象。
例如,新的“九卿”设置中,大司农被改为羲和,这个名字源自传说中的日神,
同时也是《尚书》中的历官,因为太阳和历法与农业息息相关。
大理,曾被称为廷尉,掌管刑狱,现更名为作士,此名取自《尚书》中的“咎繇(皋陶)作士”,寓意着公正的审判。
太常变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
这些新的名称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且均出自《尚书》。
在地方层面,官名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如郡太守更名为大尹,都尉改为太尉,县令或县长改为宰,御史改为执法等……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王莽专门设立了司恭大夫、司徒大夫、司明大夫、司聪大夫、司中大夫等新官职。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从五个方面对官员进行全面评估。
即容貌要恭敬,言辞要顺从,视野要开阔,听觉要敏锐,思维要睿智。
王莽坚信,高官们若想展现自己的德行,就必须以身作则,严谨修行。
鉴于汉朝官吏的腐败与涣散,他对五司大夫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秉持公正,严格执行法律,为新王朝带来崭新的风貌。
王莽为了展现自己从善如流的品质,特地在皇宫周围设立了多种设施以鼓励进谏和批评。
他竖起了“进善旌”的旗帜,鼓励人们提出建设性意见。
设置了“诽谤木”的木牌,让人们可以匿名批评时政。
还摆放了“敢谏鼓”,供有申诉需求的人们击鼓鸣冤。
此外,他还派遣了四位谏大夫分别驻守在王路的四个门口,以便随时接收和处理民众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凸显新朝的独特性,王莽甚至对宫门的名称进行了更改。
长乐宫被改为“常乐室”,
未央宫则更名为“寿成室”,
前殿也变成了“王路堂”,
而长安则被赋予了新名“常安”。
这些变化都体现了王莽对新朝的期待和愿景。
王莽在推行新政的同时,也着手处理心中的隐忧。
他按照五服的次序对亲属进行了封爵。
与他关系最近的“齐衰”被封为侯爵。
其次是“大功”被封为伯爵,依次类推为子爵、男爵。
这种封赏制度使得他的权力圈子内的亲属成为了顶级显贵。
例如,他的堂兄弟、汉安阳侯王舜是安新公,位列四辅之一,拥有上公的勋位。
另一位堂兄弟、汉成都侯王邑则是隆新公,位列三公。
这些人在新朝的建立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他们的地位自然不同于一般亲属。
早在汉平帝时期,王氏子弟就已经遍布朝堂。
这些被封爵的王氏宗亲中,有不少人一直是中朝内臣或外朝吏员。
然而从实权官职如九卿、郡守等来看,王氏宗族的人并不多。
宗族的繁衍都还需要时间,王莽就更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
因此他决定扩大宗亲的范围,并寻找一个更高贵的出身来佐证自己的皇权。
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世系——黄帝。
那么黄帝与他王家又有何关联呢?
王莽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他们分别被赐予了十二个姓氏。
其中虞舜是王氏的宗亲,他的先祖曾接受过姚姓。
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姚姓又衍生出了妫、陈、田等姓氏。
因此姚、妫、陈、田以及王这五姓都是黄帝虞舜的子孙。
这一发现无疑为王莽的登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彰显了他高贵出身。
既然王姓属于黄帝的正宗后裔,那么王莽自然要将列祖列宗请进祠庙进行祭祀。
为此他建造了五座祖庙和四座亲庙来纪念祖先,
并规定元城王姓之人不得与姚、妫、陈、田四姓的近亲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正性。
为地方州牧郡守晋爵的同时,特别针对刘氏宗亲颁布了一道诏令。
命令所有担任郡守实职的刘姓宗亲,必须全部转任为谏大夫。
这一举措意在彻底消除刘氏宗亲可能构成的实质性威胁。
郡守作为二千石的高官,一直以来都掌握着地方上的大权。
过去,东郡太守翟义仅凭一郡之力就能起兵反叛,掀起不小的波澜。
而如今,王莽将刘姓郡守降职为六百石的谏大夫,不仅削弱了他们的权力,还剥夺了他们的治权。
这样一来,便成功地将刘氏宗亲从地方权力的核心中剔除,从而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
那只是地方权利,没触及到朝堂之上这些个刘氏公卿的根本利益,一个个也只是眼观鼻,鼻观心。
王莽则是继续郑重下诏,表示自己是在高帝庙中、高皇帝的灵位前接受禅让的,这份深厚的恩情他永生难忘。
因此,尽管汉室宗庙的祭祀活动已经降格至定安公国进行,
但考虑到汉帝陵寝均位于京师附近,王莽特别决定,长安城内现有的陵园、庙寝等场所将继续得到妥善保护。
并且相关的祭祀仪式也会如期举行。
除此之外,王莽还进一步承诺,每年九月,他将亲自前往高祖、元帝、成帝以及平帝的庙宇进行虔诚的祭祀活动。
这一举动无疑向天下昭示了他对汉室列祖列宗的崇敬之情,同时也为稳定新朝政权、安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人事安排上,王莽也做出了周到的考虑。
以往由汉宗正负责管理的宗室人员,现在改由京兆大尹接管,并且他们的待遇将得到切实保障,不会因政权更迭而受到影响。
同时,王莽还要求各地的州牧主官对这些宗室人员多加关怀与慰问,以确保他们在禅代之际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欺压与侵犯……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处理庞大的前朝宗亲群体并无先例可循。
秦朝未曾实行分封制,因此地方上并无宗亲势力。
而周朝的衰落过程较为缓慢,也未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王莽无疑又开创了一个先例,但又展现出了他对刘氏宗亲复杂而含混的态度
是既心存不安,着意打压,又故作宽容之态。
随后王莽出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考虑。
对于那些停留在旧时代的名词,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因此,王莽下令,将一系列官职名称进行更改,以符合新朝的气象。
例如,新的“九卿”设置中,大司农被改为羲和,这个名字源自传说中的日神,
同时也是《尚书》中的历官,因为太阳和历法与农业息息相关。
大理,曾被称为廷尉,掌管刑狱,现更名为作士,此名取自《尚书》中的“咎繇(皋陶)作士”,寓意着公正的审判。
太常变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
这些新的名称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且均出自《尚书》。
在地方层面,官名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如郡太守更名为大尹,都尉改为太尉,县令或县长改为宰,御史改为执法等……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王莽专门设立了司恭大夫、司徒大夫、司明大夫、司聪大夫、司中大夫等新官职。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从五个方面对官员进行全面评估。
即容貌要恭敬,言辞要顺从,视野要开阔,听觉要敏锐,思维要睿智。
王莽坚信,高官们若想展现自己的德行,就必须以身作则,严谨修行。
鉴于汉朝官吏的腐败与涣散,他对五司大夫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秉持公正,严格执行法律,为新王朝带来崭新的风貌。
王莽为了展现自己从善如流的品质,特地在皇宫周围设立了多种设施以鼓励进谏和批评。
他竖起了“进善旌”的旗帜,鼓励人们提出建设性意见。
设置了“诽谤木”的木牌,让人们可以匿名批评时政。
还摆放了“敢谏鼓”,供有申诉需求的人们击鼓鸣冤。
此外,他还派遣了四位谏大夫分别驻守在王路的四个门口,以便随时接收和处理民众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凸显新朝的独特性,王莽甚至对宫门的名称进行了更改。
长乐宫被改为“常乐室”,
未央宫则更名为“寿成室”,
前殿也变成了“王路堂”,
而长安则被赋予了新名“常安”。
这些变化都体现了王莽对新朝的期待和愿景。
王莽在推行新政的同时,也着手处理心中的隐忧。
他按照五服的次序对亲属进行了封爵。
与他关系最近的“齐衰”被封为侯爵。
其次是“大功”被封为伯爵,依次类推为子爵、男爵。
这种封赏制度使得他的权力圈子内的亲属成为了顶级显贵。
例如,他的堂兄弟、汉安阳侯王舜是安新公,位列四辅之一,拥有上公的勋位。
另一位堂兄弟、汉成都侯王邑则是隆新公,位列三公。
这些人在新朝的建立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他们的地位自然不同于一般亲属。
早在汉平帝时期,王氏子弟就已经遍布朝堂。
这些被封爵的王氏宗亲中,有不少人一直是中朝内臣或外朝吏员。
然而从实权官职如九卿、郡守等来看,王氏宗族的人并不多。
宗族的繁衍都还需要时间,王莽就更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
因此他决定扩大宗亲的范围,并寻找一个更高贵的出身来佐证自己的皇权。
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世系——黄帝。
那么黄帝与他王家又有何关联呢?
王莽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他们分别被赐予了十二个姓氏。
其中虞舜是王氏的宗亲,他的先祖曾接受过姚姓。
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姚姓又衍生出了妫、陈、田等姓氏。
因此姚、妫、陈、田以及王这五姓都是黄帝虞舜的子孙。
这一发现无疑为王莽的登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彰显了他高贵出身。
既然王姓属于黄帝的正宗后裔,那么王莽自然要将列祖列宗请进祠庙进行祭祀。
为此他建造了五座祖庙和四座亲庙来纪念祖先,
并规定元城王姓之人不得与姚、妫、陈、田四姓的近亲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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