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三章 时代大势

    随着豪族的崛起，首先表达不满的自然是皇帝。

    豪族势力的日益壮大，极大地削弱了皇权的威严和影响力。

    在人口、土地、财政等资源的分配中，豪族占据的份额日益增多，相应地，皇权所能掌控的资源则日益减少。

    这种零和博弈的局面让皇帝深感不安。

    另一个对豪族兴起表达不满的阶层是儒家知识分子。

    他们并非对所有人都心生怨气，但豪族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与儒家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表面上看，儒家在这个时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胜利。

    武帝时期设立的太学，为儒家学子提供了一条系统的入仕渠道。

    通过在太学一年的学习和考试，合格的儒家弟子可以被授予中、下级官职。

    这是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为儒家弟子进入官场提供了机会。

    然而，这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做官的配额人数，二是选拔出来的官员品级。

    武帝推崇儒家的初衷在于其理论有助于统一思想。

    尽管他将儒家推至国教的地位，但实际上他采用的是“王霸之术”的“外儒内法”。

    在武帝统治时期，太学的“留学生”定额仅有五十人，且他们进入官场后也只能担任低级官员。

    武帝的意图是象征性地给予儒家一些支持，但并未打算让其真正掌握大权。

    然而，儒家自身的发展速度却超出了武帝的预料。

    无论是在太学的“留学生”编制上，还是在官员品级上，儒家都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随着儒家势力的不断增强，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突破，更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汉元帝在担任太子时，曾因提倡儒家治国理念而与汉宣帝产生分歧，甚至险些被废。

    汉宣帝用“霸王道杂之”的理念教育元帝后，长叹道：

    “乱我家者，太子也！”

    这充分表明了儒家思想在当时已经对皇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西汉的最后一位明君，宣帝深知在武帝大肆改革之后，法家的“内核驱动”绝不能改变。

    他明白每一代皇帝的政策方针必须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循序渐进的演化，而非大破大立地转变方向。

    然而，豪族的兴起和儒家的崛起无疑给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制度的发展，若想稳健而美好，必须遵循渐进的原则。

    因为许多核心问题，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时间的沉淀与逐步的完善。

    武帝时期的大破大立，虽未导致亡国，但终究是个案，难以复制。

    想要全盘推翻现有制度，回归理想模型，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几乎不可能实现。

    宣帝深谙此道，因此成为了西汉最后一个明白人。

    元帝继位后，儒家地位急剧上升。

    不仅皇室子弟接受全面的儒家教育，高级官员也开始研习儒家学问。

    中低层官员更是以太学为晋升之阶，儒家思想在庙堂之上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江湖之远的豪族也逐渐认同儒家学说。

    族长们发现，儒家思想有助于统一族内思想，巩固统治，减少纷争。

    因此，儒家在各个阶层都得到广泛传播与认同。

    然而，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其培养的人才数量也急剧增加，导致供过于求的局面。

    汉朝的官位有限，大部分上层职位被外戚等关系户占据，中层职位则被地方豪族所把控。

    尽管整个帝国的风气都在向“儒”转变，但越来越多的儒生却面临着学无所用的困境。

    皇帝学儒是为了巩固统治，豪族学儒是为了增强自身势力。

    他们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

    然而，对于太学培养出来的儒生来说，情况却并不乐观。

    他们心怀天下，不甘于只做个小吏或家族中不起眼的张三、李四。

    但国家并未提供足够的晋升机会和实现梦想的渠道。

    因此，尽管儒家思想在表面上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实际上儒生的处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在这个时期，豪族开始逐渐向“士族”过渡。

    士族是指那些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豪族。

    然而，大量士人仍然感到幻灭和无助。

    他们发现，尽管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社会的利益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豪族的势力依然强大，而皇权则在逐渐削弱。

    对于这帮读书人来说，他们往往只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

    宣帝的预言最终成真了。

    他的子孙们盲目扩编儒生队伍，导致严重的后果开始显现。

    越来越多的儒家子弟意识到，尽管儒家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但他们的日子依然艰难。

    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儒生们开始将矛头指向这个世道。

    他们认为是这个社会存在问题，而不是儒家思想本身有问题。

    为了寻找解决之道，儒生们开始回顾历史，寻找那个理想的时代。

    他们沿着孔子“复周礼”的思路，发现了上古周朝这个理想时代。

    在那个时代，没有压迫与痛苦，人人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这些信息来源于那些流传下来的传世经典。

    到了汉朝时期，官方经典已经确定为“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

    这些经典成为儒生们酝酿理想世界的思想源泉。

    但在当时，文字的主要载体是脆弱的竹简。

    这种材质在恶劣的保存环境下极易受损，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

    因此，许多先秦时期的古籍在流传至汉代时，

    要么是通过学者们口传心授、默背而来的，要么就是残缺不全的孤本。

    圣人们的教诲固然伟大，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文字的失传，他们的原话如今已然难以完整重现。

    这便为整个汉代儒家经典的解读与传承带来了无尽的遐想与篡改。

    当时的“五经”，与当年的原著相比，早已大相径庭。

    再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内容在传抄过程中因缺乏准确的复制手段而逐渐失真。

    那个时代并无复印机，每本经典在抄写时都可能出现错字或曲解。

    一本书在经过百次之多的手抄后，其内容与原版产生差异极大。

    同时，由于当时尚未出现雕版印刷技术，无法大量制作同一版本的书籍以供官方验证。

    因此，原书与后世所见版本之间的差异在所难免，更何况这些经典还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