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6章 飞车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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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长是个老纪检,经他的手办了不少的干部违纪案件,像丘连民这样在配合调查结束后还这样有底气的还没有见过。
公安局纪检组长专门研究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基本找准了他们的心理,知道丘连民现在意志已经崩溃,正是乘胜追击的时候。他对丘连民说道:“别喊了,你把你怎么与肖振理结交的,他给了你些什么好处说说吧。”
“我没得他什么好处。”
丘连民像是一个人吊在悬崖上,手里抓住一株枯草的草茎,抱有一丝幻想。
纪检组长说:“咱们都是老同事了,你说你冒着政治风险,既给他挣来了面子,又打算给他挣里子,没得过他一点好处,你自己信吗?”
丘连民低下了头,交代了他与肖振理交往的过程:
社会上都知道我与他是把兄弟,却不知我当初与他相识时,他是因为打架打伤了人被关进看守所等待判决的嫌犯,而我那时是看守所的看守员。
丘连民为人仗义,在监室里打败了原来的狱头,成了新的狱头以后,不欺压弱小,专修理那些欺负人的犯人。
我敬他是一条汉子,又不像那些流mang、盗窃入狱的社会渣子一样,遇有让在押人员给食堂帮着洗菜、做饭之类的活,我都是让他出来。
在外面干活既可以散心、打发掉无聊的时间,又能在外面跟着吹事员一同吃饭,是在押人员的福利。
被他打的人本来伤得就不重,两家又达成了合解,他没有经过判刑便释放了。
出来后,他组建了一个建筑施工队,一年后将施工队改成了建筑公司。
那时候建筑公司还没有实行资质考核,建筑公司遍地皆是,业务基本靠打出来。
他收拢了一部分刑满释放和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提着棍子打遍城区,挤掉了城内的其他小建筑公司,成为除了地区建筑公司之外的第二大建筑企业。
他出狱的时候我请他吃了一顿饭,后来他有钱了经常请我下馆子,开始是小酒店,后来他的公司办大了,请我去的酒店档次也提高,有时候喝完了酒还要加按摩等其他项目。
逢年过节他礼品不断。我不要,他说:“我干的这个要打点的地方多,好东西不能全给那些王八蛋,也给自己兄弟们留着。”
城区交通管理部门从交通局交到公安机关之后,我当了当时人交警中队长,中队升格大队后又当了大队长。我们警队青年人多,有缺房子的,我都让他给留一套。
公安局纪检组长问道:“他建筑公司只是给人家单位建房子,哪来的房子给别人。”
丘连民道:“这个你就不懂了。有的单位打算建五十户人居住的家属楼,找到他后,他让人家按一百户甚至更多申请地皮、设计图纸。他按设计的户数建好后把单位实际需要的优先交给建房单位,其余的加价卖给需要房子的人。
哪栋房子需要加价,加多少,全凭肖振理一支笔。他靠着这支笔在城区内结下了很多关系,有的关系相当硬。比如给我们交警队干警的房子是加价最少的,给我个人的是没有加价的。”
与丘连民谈话之后,调查小组又找了肖振理几次。
肖振理的态度相当强硬,涉及案件的事一句话不说,反复强调:“封路是公安上的事,与我搞路祭没有关系,我与丘连民认识,关系还没有铁到那个程度。”
肖振理不是党员,也不是公职人员,纪委拿他没有办法。调查组查的是违纪案,公安上又不能对他实施法律手段。
就这样拖了几天,直到周胜利电话催促调查组来汇报。
听取完汇报,周胜利安排纪委和公安各自形成材料,由纪委提出处理意见,报常委会研究,同时上报市纪委。
他分析,对丘连民的最终处理可能得经过市纪委,但却想通过这个案子摸一摸常委们对肖振理所持态度。
林冈城是由四、五十年代的小镇逐渐发展起来的,老城缺乏规划,建得比较乱。比如多数地方的党委、政府机关家属院紧靠着党委、政府办公场所,燕赵区的机关家属院与办公场所隔了两个路口。
九十年代初期,多数县城和地级小城市的马路两边没有绿化带,路牙石以上就是人行道。
周胜利走在路上时常思考问题,为了安全,他上、下班一直走人行道。
自打到了燕赵区以后,他就没少听得区里的各级干部发牢骚:“大市把原来小市能够上台面的企业都拿走了,把行政执法的权力也拿走了,现在的区就是一个空壳。”
他是市常委,不能只是站在区里的角度思考问题,明白只有把行政执法的权力拿到市里才能有利于城市建设。
对于企业被拿走以后如何发展区内经济,是他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区里没有那么大的财罚再发展规模较大的企业,而且从国有企业改制的形势来看,下一步民间企业要走向市场经济大舞台。
他一直就如何让民间企业走上市场经济舞台在思索着。
忽然,身后传来剧烈的发动机引擎声,伴随面来的是危险的讯号。
周胜利每次感觉到这种讯号都有真正的危险降临。他似乎没有思考,便一个“瞬移”闪到一边,接着一辆摩托车从他身后箭一般窜到前面,在前面十多米远的地方驶到路牙石下面,歪倒在地上又滑出十多米元,车手被甩到摩托车前五、六米远的地方。
摩托车上了人行道,开得又是如此快。周胜利并不认为这是一件意外事故,而是认定了这是针对他的有预谋的行动。
他紧走几步,来到摩托车手面前,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见他只是摔伤了腿,也不管他在地上的摩托车,拉着他去了县委保卫科,让保卫科打电话给区公安分局,让分局来人。
摩托车骑手二十岁多一点,脸上的稚气还没有退。
在等公安分局来的空当,周胜利问他:“你认识我吗?”
年轻人摇摇头,“不认识。”
“不认识你为什么要骑车撞我?”
周胜利又追问道。
年轻人矢口否认:“我没有撞你,是车速太快,我刹不住车了。”
“你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
对付这样的年轻人,周胜利知道不能直接问,必须绕开问题的目标,让他不知道自己要问什么。
年轻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好像没有思想准备,张了张嘴,没有回答上来。
周胜利紧追不舍:“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
年轻人说了两个地方。
周胜利又问他在哪里上班,年轻人迟疑着不愿意回答,周胜利说道:“我只是闲着没事问问你,等一会公安局的民警到了,他们才是真问。”
年轻人才说:“我在振兴建筑公司上班。”
振兴建筑公司是肖振理公司以前的名称。
周胜利突然问:“是谁指使你用摩托车撞我的?”
年轻人没有反应过来,本能地回答:“是我们班长。”
答出班长后,他又停了下来,不再说话。
周胜利追问道:“你们班长是谁,为什么要你撞我?”
年轻人不再回答。
周胜利说道:“你开车撞我,就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判什么罪你应当清楚。”
年轻人腿开始哆嗦起来,带着口腔说:“我不是故意杀人,我不能死。”
周胜利说:“你是不是故意杀人回头与公安局的警察说,不要向我说。”
年轻人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周书记,我想撞你不应该,但是。我没有想把你撞死的想法,你高抬贵手,饶了我这条命吧。”
公安局纪检组长专门研究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基本找准了他们的心理,知道丘连民现在意志已经崩溃,正是乘胜追击的时候。他对丘连民说道:“别喊了,你把你怎么与肖振理结交的,他给了你些什么好处说说吧。”
“我没得他什么好处。”
丘连民像是一个人吊在悬崖上,手里抓住一株枯草的草茎,抱有一丝幻想。
纪检组长说:“咱们都是老同事了,你说你冒着政治风险,既给他挣来了面子,又打算给他挣里子,没得过他一点好处,你自己信吗?”
丘连民低下了头,交代了他与肖振理交往的过程:
社会上都知道我与他是把兄弟,却不知我当初与他相识时,他是因为打架打伤了人被关进看守所等待判决的嫌犯,而我那时是看守所的看守员。
丘连民为人仗义,在监室里打败了原来的狱头,成了新的狱头以后,不欺压弱小,专修理那些欺负人的犯人。
我敬他是一条汉子,又不像那些流mang、盗窃入狱的社会渣子一样,遇有让在押人员给食堂帮着洗菜、做饭之类的活,我都是让他出来。
在外面干活既可以散心、打发掉无聊的时间,又能在外面跟着吹事员一同吃饭,是在押人员的福利。
被他打的人本来伤得就不重,两家又达成了合解,他没有经过判刑便释放了。
出来后,他组建了一个建筑施工队,一年后将施工队改成了建筑公司。
那时候建筑公司还没有实行资质考核,建筑公司遍地皆是,业务基本靠打出来。
他收拢了一部分刑满释放和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提着棍子打遍城区,挤掉了城内的其他小建筑公司,成为除了地区建筑公司之外的第二大建筑企业。
他出狱的时候我请他吃了一顿饭,后来他有钱了经常请我下馆子,开始是小酒店,后来他的公司办大了,请我去的酒店档次也提高,有时候喝完了酒还要加按摩等其他项目。
逢年过节他礼品不断。我不要,他说:“我干的这个要打点的地方多,好东西不能全给那些王八蛋,也给自己兄弟们留着。”
城区交通管理部门从交通局交到公安机关之后,我当了当时人交警中队长,中队升格大队后又当了大队长。我们警队青年人多,有缺房子的,我都让他给留一套。
公安局纪检组长问道:“他建筑公司只是给人家单位建房子,哪来的房子给别人。”
丘连民道:“这个你就不懂了。有的单位打算建五十户人居住的家属楼,找到他后,他让人家按一百户甚至更多申请地皮、设计图纸。他按设计的户数建好后把单位实际需要的优先交给建房单位,其余的加价卖给需要房子的人。
哪栋房子需要加价,加多少,全凭肖振理一支笔。他靠着这支笔在城区内结下了很多关系,有的关系相当硬。比如给我们交警队干警的房子是加价最少的,给我个人的是没有加价的。”
与丘连民谈话之后,调查小组又找了肖振理几次。
肖振理的态度相当强硬,涉及案件的事一句话不说,反复强调:“封路是公安上的事,与我搞路祭没有关系,我与丘连民认识,关系还没有铁到那个程度。”
肖振理不是党员,也不是公职人员,纪委拿他没有办法。调查组查的是违纪案,公安上又不能对他实施法律手段。
就这样拖了几天,直到周胜利电话催促调查组来汇报。
听取完汇报,周胜利安排纪委和公安各自形成材料,由纪委提出处理意见,报常委会研究,同时上报市纪委。
他分析,对丘连民的最终处理可能得经过市纪委,但却想通过这个案子摸一摸常委们对肖振理所持态度。
林冈城是由四、五十年代的小镇逐渐发展起来的,老城缺乏规划,建得比较乱。比如多数地方的党委、政府机关家属院紧靠着党委、政府办公场所,燕赵区的机关家属院与办公场所隔了两个路口。
九十年代初期,多数县城和地级小城市的马路两边没有绿化带,路牙石以上就是人行道。
周胜利走在路上时常思考问题,为了安全,他上、下班一直走人行道。
自打到了燕赵区以后,他就没少听得区里的各级干部发牢骚:“大市把原来小市能够上台面的企业都拿走了,把行政执法的权力也拿走了,现在的区就是一个空壳。”
他是市常委,不能只是站在区里的角度思考问题,明白只有把行政执法的权力拿到市里才能有利于城市建设。
对于企业被拿走以后如何发展区内经济,是他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区里没有那么大的财罚再发展规模较大的企业,而且从国有企业改制的形势来看,下一步民间企业要走向市场经济大舞台。
他一直就如何让民间企业走上市场经济舞台在思索着。
忽然,身后传来剧烈的发动机引擎声,伴随面来的是危险的讯号。
周胜利每次感觉到这种讯号都有真正的危险降临。他似乎没有思考,便一个“瞬移”闪到一边,接着一辆摩托车从他身后箭一般窜到前面,在前面十多米远的地方驶到路牙石下面,歪倒在地上又滑出十多米元,车手被甩到摩托车前五、六米远的地方。
摩托车上了人行道,开得又是如此快。周胜利并不认为这是一件意外事故,而是认定了这是针对他的有预谋的行动。
他紧走几步,来到摩托车手面前,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见他只是摔伤了腿,也不管他在地上的摩托车,拉着他去了县委保卫科,让保卫科打电话给区公安分局,让分局来人。
摩托车骑手二十岁多一点,脸上的稚气还没有退。
在等公安分局来的空当,周胜利问他:“你认识我吗?”
年轻人摇摇头,“不认识。”
“不认识你为什么要骑车撞我?”
周胜利又追问道。
年轻人矢口否认:“我没有撞你,是车速太快,我刹不住车了。”
“你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
对付这样的年轻人,周胜利知道不能直接问,必须绕开问题的目标,让他不知道自己要问什么。
年轻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好像没有思想准备,张了张嘴,没有回答上来。
周胜利紧追不舍:“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
年轻人说了两个地方。
周胜利又问他在哪里上班,年轻人迟疑着不愿意回答,周胜利说道:“我只是闲着没事问问你,等一会公安局的民警到了,他们才是真问。”
年轻人才说:“我在振兴建筑公司上班。”
振兴建筑公司是肖振理公司以前的名称。
周胜利突然问:“是谁指使你用摩托车撞我的?”
年轻人没有反应过来,本能地回答:“是我们班长。”
答出班长后,他又停了下来,不再说话。
周胜利追问道:“你们班长是谁,为什么要你撞我?”
年轻人不再回答。
周胜利说道:“你开车撞我,就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判什么罪你应当清楚。”
年轻人腿开始哆嗦起来,带着口腔说:“我不是故意杀人,我不能死。”
周胜利说:“你是不是故意杀人回头与公安局的警察说,不要向我说。”
年轻人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周书记,我想撞你不应该,但是。我没有想把你撞死的想法,你高抬贵手,饶了我这条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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